1978年，一名中国外交官赴北非一个“第三世界”小国洽谈对该国经援事宜。就在飞机即将降临该国首都的时候，这名外交官睁大了眼睛：天！这就是我们要援助的国家吗？在他的眼前，是一个高楼林立的美丽的城市，高架公路穿行在城市中，园林树木装点期间———在我们中国，哪个城市能和它比？　　

    这一年，正是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第二个年头，也是开始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个年头。但此时此刻，人们却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经过10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日益僵化，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而同期，自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处在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我国由于忙着运动，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区也取得良好的经济成果，其中一些后起之秀还把中国大陆甩在了后面。例如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利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为其提供的良好外部条件，积极发展经济，成绩为世人瞩目。
　　历史和现实都发出了强烈呼唤：重新确定正确道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生产力，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却遇到严重阻碍。长期以来实行的“左”的思想路线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横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面临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国内国际的形势，都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地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和腾飞。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一是在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一是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终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说道：“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全会还从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党中央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
　　从此,中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20年后，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摘自4月7日《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