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11月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制造业PMI为50%，较上月下滑0.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PMI为53.4%，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11月综合产出PMI指数为52.8%，为2017年1月公布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制造业走弱供需双方都有原因，但比较而言，需求的影响更为巨大。11月制造业新订单指数继续下行，为2016年4季度以来最低值，制造业需求在放缓。11月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与上月持平，为近3年来较低水平，可见非制造业需求也在放缓。
      与11月制造业、非制造业需求放缓相对应的是就业、价格和利润的下滑。从就业率来看，连续三个月下行，当前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就业状况不理想。从利润来看，10月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13.6%，已经连续四个月下行。此外，制造业进口指数连续五个月下滑，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值，这反映国内需求在走弱。
      此前金融去杠杆叠加货币政策趋紧，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与此同时，银行降准与减税等政策刺激效果存在滞后效应；另外政府不再走基建和地产等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但经济新动能动力不足。经济需求放缓，宏观经济态势就不容乐观。
      在扩大需求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都有着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然而，大量的投资必然带来产能的相对过剩，于是激烈的价格战不断削减投资的利润空间，从而影响企业的存亡与社会的就业，进而影响消费和内需。可见，重投资轻消费，或许短期起到提振内需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提振内需依然需要重视消费。
      中国目前消费率在世界大国中仍然较低，近年来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大量投资带来过剩产能的同时，必然刺激信贷消费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住房信贷消费。近两年，不断有专家呼吁，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转变到消费主导，真正增加民众收入刺激消费，而不是依靠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来刺激经济增长，应该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
      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接近八成，但在存量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是50%多一点，这与发达国家70%至80%多的占比还有距离，消费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消费升级”是一个伪命题，中国面临着这个困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勒紧裤带面对这个现实。
      事实上消费乏力、经济增长低迷、收入差距扩大是所有市场经济发展国家必然面临的阶段性问题。直面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关键。刺激需求，关键还是要看消费；当然刺激消费，最重要的是还是消费者手中有钱。有观点指出，工资或收入增长才能刺激内需。
      因此，解决消费乏力还必须重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收入越高的群体，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收入差距越大，财富越集中，社会消费总量越递减。这一经济学规律也决定解决收入差距扩大与贫富分化，也是拉动消费刺激内需的必然。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必然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0。较2016年上涨0.002个百分点，较最近触底的2015年上涨了0.005个百分点。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收入支撑消费乏力的现状，收入调节与财富再分配是不得不面临的选择。
      据了解，当前中国13.9亿人口中有10%的人口，按国际标准属于高收入居民生活，剩下90%的人口则是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区间，且低收入区间居多。如果普遍增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财富，增长消费潜力的空间还将可能扩大。
      减税与税收调节无疑是收入分配与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措施之一，而降低个人所得税必将刺激中低端消费。消息显示，2019年全年居民部门减税规模或将达4000亿元左右，对消费增速的支持或在0.8个百分点左右。
      对于消费乏力，专家还指出，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关键。过去十几年政府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步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逐步下降，此为消费率下降消费乏力的根本原因。应加大减税力度，让利于民，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与此同时，不断减少政府投资支出与行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民生支出，并不断扩大并覆盖社保人群范围等。有预测，未来几年随着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或将支撑实际消费保持6%至7%的增长。
      当前，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也决定了中国须走内需驱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内需驱动，从长远来看，消费是关键。因此，普遍促进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分化，让更多的人富起来，促进消费，是切实提振内需的可行之举。